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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历史探源及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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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辨广西
1楼

公元前111年设立始安县只是今桂林城区而不是桂林设县建城历史的开端。桂林设县建城的历史始于公元前382年楚国在今全州县境内设立阳县;而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则可以上推到公元前2100年左右的虞夏时期。

本文所说的桂林,是指行政区划意义上的“桂林市”,即不仅包括桂林“市府”所在的桂林5城区,还包括属于桂林市行政区划的12县域(临桂、阳朔、灵川、兴安、全州、资源、龙胜、永福、灌阳、恭城、平乐、荔浦),涵盖了明代以来“桂林府”的全部范围和平乐府的部分范围。桂林城区的历史与桂林或桂林市的历史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用桂林城区的历史代表桂林或桂林市的历史,因此现在流行的桂林城市历史开始于西汉元鼎六年即公元前111年设立始安县的说法应予修正。依笔者之见,桂林的城市历史最早可以上推到公元前382年楚国“南平百越”后在“苍梧”之地设立的阳城,而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则可以上推到虞夏时期,即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所记载的虞舜南巡苍梧。以下试论之。

一、桂林城市建设历史之开端

人类的历史,按照有无文字记载,划分为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和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两个范畴。“史前”与“历史”的分野主要在于有无文字记载。文字记载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同时代的文书档案;二是后世修撰的史书。后世修撰的史书又有两种情形:一是根据前朝文书档案修撰,如清朝修《明史》,民国修《清史稿》;二是根据口耳传说、故老指认的遗迹遗物等非文字资料修撰,如西汉《史记》中的《五帝本纪》。

中国最早的史书是春秋时期由鲁国史官记录、由儒家创始人孔丘删订的编年体史书《春秋》,其记录年份起自鲁隐公元年即公元前722年。但是,公元前722年并不是中国有文字记载历史之开端。成书时间晚于《春秋》、被历代史学家奉为经典的中国最早通史《太史公书》(即司马迁的《史记》)记述的有确切纪年的历史始于西周共和元年,也就是公元前841年,比《春秋》的起始时间早119年。国内外学者都认为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是中国有确切纪年历史的开端。

然而“有确切纪年历史”并不等同于“有文字记载历史”。第一,《史记》之《五帝本纪》记述的中国历史的开端始于五帝之首黄帝,并且排列出从黄帝到西周共和元年间历代帝王的世系和部分帝王的在位年数,此段历史已堪称“有文字记载历史”。第二,迄今已在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发现超过10万片刻有文字的甲骨,其中不相重复的文字超过4100个,已经释读并和现代汉字相联系的文字超过1250个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2003年。。甲骨卜辞尽管还称不上史书,但足以证明商代已有成熟的文字和文书,商代历史是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学者们已根据甲骨卜辞排列出商王世系,实际情形与《史记》的记述基本一致。第三,中国现存最早的上古文书集《尚书》虽成书于春秋时期,但所收录文书上起虞舜,下至西周,即使最早的五篇《虞书》不是原文,也必有所据,足证自虞舜时期起中国已有连续的文书档案[①]。第四,根据考古发现,汉字起源于五千多年前的仰韶文化中晚期,经过大汶口文化时期和龙山文化时期近千年的发展,到四千多年前的唐尧时期已经基本成型[②]。因此,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即使不能从《史记·五帝本纪》所记述的五帝之首黄帝算起,也完全可以从《尚书·虞书》记述的虞夏之际算起,即应从公元前2100年算起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确立的《夏商周年表》,禹建立夏朝之年定在公元前2070年。根据《史记·三代世表》及《帝王世纪》等,此前39年即公元前2109年虞舜取代唐尧[③]。

20世纪70年代在兴安发现一件刻有“天父乙”铭文的商代晚期铜卣,表明汉字传入桂林的时间可能不晚于商晚期[④]。但是桂林最早的史书直到唐代末期才出现,是莫休符的《桂林风土记》。毫无疑问,我们不能据此认为桂林文字记载的历史始于唐代末期,因为桂林是中华大家庭的一部分,在中央级的史书里早就有关于桂林的记载,只不过没有使用桂林这个名称,而且相当简略零散。

(一)今桂林不属秦桂林

考诸典籍,“桂林”之名最早见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其《海内南经》有“桂林八树,在番隅东”的记载[⑤]。但从方位上判断,“在番隅东”的“桂林”与今桂林东西相背,显非今桂林。到秦始皇统一岭南之后,以“桂林”作为郡名[⑥],但从行政区划上看今桂林只是与秦桂林郡接壤而并不处在秦桂林郡辖区内。

秦桂林郡辖今广西中东部和广东西部,郡治设在布山(今桂平市与贵港市之间),其北部边境与苍梧郡据《汉书》等史书记载,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楚国江南之地大部为长沙郡。但根据近年发现的湖南龙山里耶秦简,秦并楚后在江南之地设置有洞庭、苍梧郡,当系沿袭楚洞庭、苍梧郡而置。但此二郡史书无载。苍梧郡大约在秦二世时才更名为长沙郡[⑦]。(长沙郡)零陵县接壤,分界之地大约在今桂林城区南部平乐、荔浦与昭平、蒙山之间[⑧]。平乐、荔浦及其以北地区(包括现今的桂林城区)在秦朝时是苍梧郡(长沙郡)[⑨]。秦亡后,南海尉赵佗据桂林、南海、象郡地自立为王,并派兵击占了苍梧郡(长沙郡)边境的一些地区,零陵县南部包括今桂林城区在内的地方成为南越国的占领区。南越国占领区与汉政府管辖区的分界线大致在今兴安县西南部的古越城与古严关之间。

今桂林与秦桂林郡拉上关系是在南朝梁武帝时。据《梁书·武帝纪》记载,天监六年(公元507年)七月“分广州置桂州”,大同六年(公元540年)十二月“置桂州于湘州始安郡,受湘州督,省南桂林等二十四郡悉改属桂州”。“南桂林”指秦桂林郡故地,始安郡的范围则基本包括今桂林辖境(全州、资源、灌阳和兴安北部除外),郡治设在始安县,始安县就是今桂林城区。也就是说,南朝梁武帝将秦桂林郡故地从广州分立出来设立桂州,将始安郡从湘州划入桂州作为桂州治所。到这个时候今桂林才开始与“桂林”之名拉上关系。自此以后,今桂林城区及辖县构成“桂州”的主体,而桂州州治一直设在今桂林城区。虽然官方正式名称是“桂州”,但由于“桂州”之名明显沿自秦“桂林郡”,而且所辖之地又大部为秦桂林郡故地,于是在非官方场合“桂州”也被称作“桂林”。到唐朝时期,地理书中已经把桂州与秦桂林郡混为一谈,如杜佑《通典》、莫休符《桂林风土记》;文人诗中已经常用“桂林”指称桂州,如中唐大诗人杜甫《寄杨五桂州谭》诗:“五岭皆炎热,宜人独桂林。[⑩]”晚唐大诗人白居易《送严大夫赴桂州》诗:“桂林无瘴气,柏署有清风。[11]”南宋时桂州被更名为“静江”府,元时称“靖江”,但“桂林”之名仍为文人所习用,如南宋王正功《鹿鸣宴劝驾诗》称“桂林山水甲天下”[12]。明朝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改“靖江府”为“桂林府”,“桂林”名号经官方核准正式落实到今桂林头上。

(二)始安县不是桂林最早的县

名称可以变,地理位置则是不会变的。今桂林城区这个地方,在叫做“桂林”之前也是有名称的,叫做“始安”。据《汉书·地理志上》,“始安”是汉武帝在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平定南越国后设立的一个县,取“最先安定”之意,但它并不隶属于在南越国旧地设立的交州刺史部,而是隶属于荆州刺史部零陵郡[13]。由此可证今桂林城区在秦朝时确实属于苍梧郡(长沙郡)零陵县而不是桂林郡,赵佗在秦末汉初以岭南三郡之地自立南越国时只是“占据”了零陵县南部的一些地方,汉武帝平定南越国后把始安县划归由零陵县升格的零陵郡管辖属于恢复建制。汉亡后,魏、蜀、吴三国鼎立,湖南和岭南地区为吴国疆域。吴甘露元年(公元265年),吴国把零陵郡一分为二,南部曾被南越国占据地区单独成立始安郡,郡治在始安县,也就是今桂林城区[14]。

始安县是在桂林城区范围内设立的第一个县。公元1999年,地市合并后的桂林市第一届人大常委会采纳专家意见把桂林建城时间定在始安县设立的汉元鼎六年即公元前111年[15],把设县和建城等同起来。但是,如果把设县和建城时间作为大桂林历史的开端则是有问题的:第一,汉朝设县一般是因人设县,即在某地人口数量达到一定规模后才设县,而不会在荒无人烟或者人烟稀少之地设县,县治所在地一定是人口密集区。因此,如果公元前111年在今桂林城区设立始安县属实,那么当时桂林城区一带必定已经有相当规模的人口聚居。一座城市的历史首先应该是人的活动史,而不是局限于城池的建筑沿革史。因此,即使就桂林城区而言,其历史应该追溯到设县建城之前。第二,在地市合并后,行政区划意义上的桂林城区的地理范围不仅包括汉元鼎六年设立的始安县的辖境(相当于今桂林5城区及临桂、阳朔、灵川、永福、兴安南部),还涵盖了秦代设立的零陵县(今全州县南)和汉初设立的洮阳(今全州县北)、观阳(今灌阳)等县,这些县的设立时间都早于始安县。

(三)桂林最早设县的地方是全州

始安县是在汉朝收复被南越国侵占的零陵县南部失地后设立的一个县。在此之前零陵县早已设立并实际管辖着今兴安县严关以北地区,包括兴安县大部和全州县全部。汉武帝平定南越国之战,“归义侯严为戈船将军,出零陵,下漓水”[16]。严在下漓水之前在连接漓江与湘江的秦代修筑的运河(今名灵渠)之畔修筑关隘,后人为纪念他,将此关隘命名为“严关”[17]。

西汉《长沙国南部地形图》1973年出土于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此地形图绘制于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之前、赵佗发兵攻长沙边邑败数县而去之后。该地形图以湖南南部深水(今潇水)流域为中心,方向上南下北,左东右西。西边绵延的山岭为都庞岭,岭西在今灌阳处标注观阳,在今全州处标注桃阳。零陵县位于今全州县城西南,已超出地图边框以外,故未标注。

汉零陵县城设于越城岭与都庞岭之间谷地的北端,即今全州县南部与兴安县交界处的咸水镇,扼守着进入岭南的主要通道。汉承秦制,零陵县的设立可以追溯到秦始皇帝二十四年(公元前223年)前后,是年秦将王翦、蒙武灭亡楚国,在楚地设置郡县,零陵县当设立于此时,属于长沙郡管辖。秦相李斯曾亲作《零陵令信》[18],可知零陵县地位相当重要。

鄂君启节1957年出土于安徽寿县,其铭文中有阳地名,方位在广西全州县城西北湘江边

汉初还在零陵县北面设有桃阳县、在东南面设有观阳县。这两个县在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西汉初期长沙国南部地形图》中有标注,其图例为表示县级区划的方框[19];此外在长沙的一座西汉前期墓中出土有“洮阳长印”、“逃阳令印”[20]。“桃阳”、“逃阳”、“洮阳”音同相通,当同指一地。设县令的县一般是超过万户的大县,可见今全州县及其周边地区不仅在汉初已经设县,而且已经是超过万户的大县。但是《汉书·地理志》只是记载汉元鼎六年设立零陵郡一事,对其属县的设置时间则略而不谈,从而给后人造成零陵郡辖下的10个县均同设于元鼎六年的误解。事实上零陵郡辖地大部分是从汉长沙侯国析出,原来就是汉长沙侯国的属县。也就是说,零陵郡虽为新郡,但其属县却多是汉长沙侯国旧县,如零陵、洮阳、观阳就是。只有南岭以南曾被分立的南越国占据地区的县才是新设立的县,如始安县就是。

西汉桃阳县的前身还可以上溯到战国时期的楚国阳县。1957年在安徽寿县出土5件刻有铭文的“鄂君启金节”,是楚怀王于“大司马邵阳败晋师于襄陵之岁”(公元前323年)颁给亲族鄂君启的运输货物的免税通关符节,一件为舟节,四件为车节,均有错金铭文。据郭沫若、殷涤非、罗长铭等先生考释,其舟节铭文之第六行第十二字至第七行第二字为“上江,内湘,庚

庚阳”,意思是沿长江上行,进入湘江,过,

过阳

[21]

。蒋廷瑜先生则将第七行头两字

释读为“阳”,并认为、阳都是湘江沿线的重要关防城邑,阳处在最上游,可能是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帛书地图标注的桃阳县和《汉书·地理志》记载的零陵郡下洮阳县的前身

[22]

。笔者认为蒋先生的释读是正确的。据史书记载,汉桃阳或洮阳、逃阳县故址在今全州县城北35里处的洮水与湘江汇合处西岸

[23]

。此地旧名改州滩,今为全州县永岁乡大塘村梅潭屯地界,经考古调查,在一处东、南、西三面临江的土石山上确有一座依山势而建的古城址,城墙用泥土夯筑而成,东西各有城门,凡转角处都比周围高,似为楼橹处,城址平面磬折呈多边形,中间有六边形台面,地面散布大量筒瓦、板瓦及席纹、篮纹、方格纹与米字纹组合装饰的陶罐等,都是汉代及其以前的遗物,其中方格纹与米字纹组合装饰的陶罐见于岑溪、武鸣等地的战国墓。此城址当就是汉桃阳县、楚阳县故址

[24]

。鄂君启金节颁发于公元前323年,阳县的设立时间无疑在此之前,可能早到公元前382年前后。根据《史记》、《战国策》、《汉书》等史籍的记载,公元前385-前381年间楚悼王任命吴起为令尹实行变法,“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

[25]

。“南平百越”是吴起变法图强后获得的第一个胜利,时间在“北并陈蔡”之前,约在公元前382年前后。楚国“南平百越”的地域范围和程度虽然不如后来秦“略取陆梁地”那样广泛彻底,但此后楚国势力已抵达湘江源所在的南岭腹地、南岭以北地区已并入楚国版图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公元前333年苏秦游说楚威王时说:“楚地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陉之塞、郇阳,”可知此时或更早时候楚国已将洞庭、苍梧纳入郡县制管理

[26]

。位于湘江上游、越城岭与都庞岭之间谷地北端入口处的阳很可能就是吴起南平百越后“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

[27]

所设立的属于苍梧郡管辖的一个县,而阳县的南部辖区可能抵达平乐、荔浦一线并在此与百越对峙

[28]

。1974年在平乐县银山岭发现大量具有楚、越风格的战国末期至秦汉时期墓葬和青铜兵器,兵器上刻有“江鱼”、“孱陵”等文字,皆为楚国地名

[29]

。其墓主应是楚国的戍兵

[30]

。也有人认为墓主是百越的戍兵

[31]

。但无论是楚国戍兵还是百越戍兵,都表明楚国与百越的分界线在此地附近。这里也是后来秦长沙郡零陵县与桂林郡的分界线。因此,如果从公元前382年计算,阳县的设立时间比始安县早271年。笔者采用公元前382年为楚阳县的设立时间。

因此,设立始安县只能算是桂林城区建城历史的开端,而不能代表桂林建城历史的开端,这就像南宁建城不能代表广西建城历史的开端、北京建城不能代表中国建城历史的开端,道理是一样的。就现在大桂林而言,其有文字记载的以设县和建城为标志的历史应该从公元前382年楚国设立阳县算起,距今(截至公元2008年)已经2390年。

二、桂林文字记载历史之开端

(一)《山海经》有关桂林的记载

但是城市沿革史并不是一个地方历史的全部。构成地方历史的主体应是人类定居史,而人类定居并不以是否设县建城为条件。根据文字记载,在公元前382年楚国设立阳县之前桂林就有人类定居。因此,桂林有文字记载历史的开端还应该上溯到公元前382年之前!

《山海经》是一本成书于战国至西汉初期的上古历史地理书,但其内容所涉及的时代远比其成书时间早。其中的《海内南经》、《南山经》、《大荒东经》有关于桂林地理风物的记载:

《海内南经》:“苍梧之山,帝舜葬于阳,帝丹朱葬于阴,氾林方三百里,在狌狌东。狌狌知人名,其为兽如豕而人面,在舜葬西。”

《南山经》:“南山经之首曰昔佳山,其首曰招摇之山,临于西海之上,多桂,多金玉;有草焉,其状如韭而青华,其名曰祝余,食之不饥;有木焉,其状如榖而黑理,其华四照,其名曰迷榖,佩之不迷;有兽焉,其状如禺而白耳,伏行人走,其名曰狌狌,食之善走;麗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海,其中多育沛,佩之无瑕疾。”

《大荒东经》:“有招摇山,融水出焉。……有易潜出,为国于兽,方食之,名曰摇民。帝舜生戏,戏生摇民。”

苍梧之山即今九嶷山,这是毫无疑义的。苍梧之山的西面有狌狌,而招摇之山有狌狌,可见招摇之山应是苍梧之山西面的某座大山。狌狌即猩猩,考古发现证实,桂林在数万至数千年前有猩猩[32]。据徐南洲先生考证,昔佳山即今海洋山及其附近诸山,亦即今海洋山和越城岭;招摇之山、招摇山即今越城岭主峰苗儿山,或称猫儿山;麗水即今漓水,或称漓江;融水即今漓江上源大溶江,或者即是今柳江上源融水,两江均发源于越城岭主峰苗儿山[33]。笔者认为徐南洲先生的考证是可信的。

战国末期的韩非(约公元前280-前233年)在其著作《韩非子·内储说上》也有关于桂林漓水产金的记载:

“荆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人多窃采金。采金之禁,得而辄辜桀于市,甚众;壅离其水也,而人窃金不止。”荆南之地的麗水就是招摇之山的麗之水,也就是现今的漓水。

由《山海经》和《韩非子》的记载,我们知道,古代桂林地区的越城岭和海洋山一带有桂、祝余、迷榖、狌狌、育沛等物产,这些物产曾经让其他地方的人感到惊奇;漓水之中出产金、玉,[34]许多人前来偷采金而被官府(应是楚国官府)枭首示众,但是人们仍然偷采不止;居住在这里的土著居民叫做“摇民”,是帝舜的后代。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把桂林的文字记载历史据此上推到公元前2100年前后的虞舜时期呢?我认为是可以的。这其中的关键,是要弄明白“苍梧之野”与桂林的关系。

(二)苍梧之野与桂林

有关“苍梧之野”地理位置最明确的记载,是《史记·五帝本纪》里的一段话:“舜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许多学者认为这里的“零陵”指的是汉零陵郡。不过,从古汉语语法上分析,“是为零陵”的“是”似乎更应该理解为舜的陵墓。因此,这句话更为准确的解释应该是舜的陵墓叫“零陵”。

如果按后一种解释,那么可以认为零陵郡和零陵县的得名应该来源于舜帝的陵墓零陵。因此,汉代的零陵郡和零陵县都应该属于古苍梧之野的范围内。在司马迁时代,零陵郡的范围是确定的,那就是在今湖南南部和广西东北部。据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上》,零陵郡有十个属县,依次是零陵(全州)、营道(宁远)、始安(桂林)、夫夷(邵阳)、营浦(道县)、都梁(武冈)、冷道(宁远)、泉陵(零陵)、洮阳(全州)、钟武(衡阳)。其中的零陵县、始安县、洮阳县就都位于今广西东北部桂林市的行政区划内。

零陵郡的南部是“苍梧郡”,苍梧郡与零陵郡的分界线就是舜陵零陵所在地九疑山,也叫“苍梧山”,其名称当源于“苍梧之野”。历代学者对于汉苍梧郡处于古苍梧之野范围内没有异议。

零陵郡的北部是长沙侯国。唐·杜佑《通典·州郡十三》谓“潭州,古三苗之地”,“岳州,在苍梧之野,亦三苗国之地”。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则说岳州“南邻苍梧之野”。潭州即今长沙,岳州即今岳阳,在西汉时属于长沙侯国的辖地。岳阳至今有“苍梧台”地名。

由此可见西汉时期长沙国、零陵郡和苍梧郡都属于古“苍梧之野”的范围,其北界到达洞庭湖南岸,南界到达西江北岸,西界到达雪峰山至越城岭西段,东界到达罗霄山。这个范围大体上也是战国时期楚苍梧郡及秦代苍梧郡的范围。楚国苍梧郡的设置是征服苍梧之野越人后的结果,楚国苍梧郡和苍梧之野的地理范围应该是一致的。楚国南平百越后在今全州境内设立阳县,属苍梧郡管辖,秦代在今全州县境内设零陵县,汉代设零陵郡,今平乐、荔浦以北均为其辖境,而平乐、荔浦又属于汉苍梧郡辖境,由此证明今桂林全境都属于古苍梧之野。

桂林在行政区划上脱离“苍梧”是在西汉时期。由于南越国的分立,西汉早期所置郡县均无“苍梧”。汉武帝平定南越国后对南岭两侧的行政区划进行调整,在雪峰山和越城岭以东、萌渚岭以北的资江源和湘江源地区设立零陵郡,在萌渚岭和九疑山以南的贺江和桂江流域设立苍梧郡,今荔浦、平乐以北的桂林大部分地区属于零陵郡,与“苍梧”之名脱离了关系。由于楚置的苍梧郡和秦置的苍梧郡史籍都缺载,桂林便渐渐被排除在“苍梧之野”之外。

然而,迟至唐代,桂林属于古“苍梧之野”还是得到承认的。据清光绪·《临桂县志》卷27《胜迹志三·寺观》记载,唐初桂州曾贡献显有“圣主大吉子孙五千岁”文字的瑞石给唐太宗,唐太宗非常高兴,称赞桂州是“碧桂之林,苍梧之野,大舜隐真之地,达人遁迹之乡”。唐桂州的治所就设在今桂林城区。

既然桂林原本属于古苍梧之野。那么,舜帝南巡是否到达了桂林呢?

(三)舜帝巡狩使桂林融入中华文明

桂林及其所在的岭南地区其实很早就纳入了中原王朝的管辖范围,只不过是“遥控”罢了。《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帝颛顼时,“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阯,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帝尧’命羲叔居南交阯”。“交阯”、“南交”的地望一般认为在今越南国北部。桂林处于中原与交阯之间,自然包括在内。虞舜末年竟然以帝王之尊巡狩到苍梧之野,说明苍梧之野与中原的关系已经不同寻常。那么虞舜为什么要南巡并且巡狩到遥远的“苍梧之野”呢?是为了安抚被他放逐到这里的“三苗”和收服“蛮越”。“三苗”又称“有苗”,在先秦古籍里有时被贬称为“南蛮”或与百越合称为“蛮越”。但蛮是蛮,越是越,在族属上是互不相干的。三苗原来可能居住在长江以南的古“洞庭”地区[35],在公元前2100多年前的唐、虞时期地域范围扩大到整个长江中游地区,即吴起所说的“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36]。其地域北界与在黄河中游地区立国的唐、虞集团接壤,双方经常发生冲突。尧、舜都曾经与三苗进行过战争,“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37]丹水是汉江上游的一条支流,发源于陕西东南终南山,流经河南西南部,于河南、湖北交界处注入汉江。舜开始时也是想用武力压服三苗,派禹攻打三苗,但成效不大,三苗并未屈服。于是舜“修政偃兵,执干戚而舞之”[38],“德行三年而有苗服”[39]。三苗退回到其发祥地长江以南的古“洞庭”地区。但是,作为一个统领黄河流域各邦国的古帝,舜不仅要打败三苗,免除威胁,更想收服三苗,使之永不作乱。他对南方的物产也十分向往,曾“弹五弦之琴,造南风之诗,其诗曰:‘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40]。到了晚年,他将管理天下的重任交付禹,自己带着一帮随从一路南行,来到三苗之地洞庭、苍梧布施文教,不料因年老体衰而罹染疾病,“勤民事而野死”[41],连尸骨也未能运回家乡安葬。

那么帝舜南巡视是否到达了桂林呢?回答是肯定的。证据有四:

证据1:既然桂林处在古“苍梧之野”范围内,在没有相反证据之前我们就不能否认舜南巡狩没有到达桂林。

证据2:桂林有中国最早的纪念舜帝南巡的舜帝庙。城北漓江边的虞山传说是舜帝停船靠岸的地方,山下立有舜帝庙,立庙时间不晚于东晋咸康六年(公元340年),有可能早到夏代(约公元前2070-前1600年)[42]。

证据3:湘桂谷地自古就是南岭最重要的交通孔道,也是迄今为止发现新石器时代末期至青铜时代早期古文化遗址最多的南岭通道。而且,湘桂谷地的古文化基本上与湖南洞庭湖地区以至长江中游的古文化即石家河文化属于同一传统,应该就是从湖南传入的。从时间上来看,这段时期大体上处于三苗从鼎盛到溃败南迁的时期,即处于尧舜禹时期。因此,笔者认为这段时期的石家河文化属于三苗文化,湘桂谷地的古文化很可能就是古三苗部族在南迁途中所遗留。舜南征三苗,其路线应该与三苗南迁的路线相同,必定经由湘桂谷地南行。因此,舜应该到达桂林。

舜庙碑并序(局部)唐建中元年(公元780年)韩云卿撰,刻于桂林城北虞山南麓石壁,中部已毁。碑文见录于清谢启坤《广西通志金石略》。据碑文,虞山舜庙始立于夏代,堪为中国最早舜庙。

证据4:帝舜的后裔摇民的地域在招摇山即今桂林北部山区。《山海经·大荒东经》说招摇山的摇民为帝舜之后(“帝舜生戏,戏生摇民”),说明跟随帝舜南征的随从有一部分留在了南方,与当地三苗人结合后繁衍出摇民,所以历史上有苗、瑶同源的说法。摇民后来又有“莫徭”、“徭人”等称呼,解放以后改“徭”为“瑶”,定名为“瑶族”[43]。史籍记载的瑶族的主要居住地在湖南西部、南部和广西东北部,大致上就是古洞庭之野和苍梧之野的范围,与舜的巡狩地域吻合。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推测舜帝最后一次南巡的过程是:先是渡过长江到达古洞庭地区,然后追踪南迁的三苗部落到达洞庭湖以南的古苍梧地区,沿湘江南行,经湘桂谷地越过南岭到达漓江流域,再顺漓江而下到达桂林城区地域,在所见到的第一座石山登岸赏景,并向当地三苗居民宣布德政。这座山后来叫做“虞山”。然后舜帝一行继续顺漓江南行,准备前往“南海”教化三苗,途中舜帝不幸感染瘴气,在桂林以南的某个地方病逝。随行人员沿萌渚岭与都庞岭之间谷地将其遗体运回,在到达九嶷山时因天气炎热尸体开始腐烂,只得就地埋葬,只将其衣冠带回中原。一些随从自愿留下为舜帝守墓。舜帝二妃娥皇、女英在得知夫君死讯后悲痛欲绝,万里寻夫,因路途遥远无法抵达而在半途投湘江而死[44]。

(四)夏商周时期的桂林历史

在舜、禹死后,蛮、越大体上维持着与夏朝的服属关系。到商王成汤推翻夏朝建立商朝之后,伊尹作《四方令》规范四方属国贡纳制度,其中规定正南方的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等国须定期贡献“珠玑、玳瑁、象齿、文犀、菌鹤、短狗”等方物[45]。正南方这些古国大多数是蛮、越各部落建立的早期国家,其中“桂国”的地域可能在“苍梧之野”至岭南地区,属于越人建立的古国。这段记载表明在商代时南方蛮、越各部落向中原王朝纳贡已经制度化,服属关系已经比较稳固,三苗及其后裔接受了舜、禹的德化,逐步融入到中华文化中。考古发现也证明:大约到商后期时,中原地区的青铜器和文字可能已经传入桂林地区。1976年在兴安出土一件铜卣,盖已失,提梁作陶索形置于左右脊上,颈饰夔龙,器身两面饰浮雕兽面纹,器底内阴刻“天父乙”铭文,其造型、纹饰及铭文风格都与黄河流域出土的商代晚期铜卣相似,当属商代晚期由中原地区传入[46]。

到西周至春秋时期,蛮、越的势力有所壮大。“楚武王时,蛮与罗子共败楚师,杀其将屈瑕。庄王初立,民饥兵弱,复为所寇。楚师既振。然后乃服,自是遂属于楚。鄢陵之役,蛮与恭王合兵击晋。[47]”而越人更盛,“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48]。见诸于先秦史籍的百越种姓有于越(居于浙江)、句吴(居于苏南、皖南、浙北)、闽越(居于闽)、东越(居于闽)、干越(居于赣)、杨越(居于鄂、湘、粤北、桂东北)、西瓯(居于粤西、桂东南)、骆越(居于桂南至越南国)等[49]。其中句吴、于越建立的吴国、越国在春秋末年一度成为诸侯霸王,后来越国灭吴国,楚国又灭越国,越人或与楚人融合,或散布于东南及岭南各地。

苍梧之野的越人属于杨越的一支[50],西周金文中以“仓吾”称之[51]。周成王时“仓吾”曾贡献“翡翠”[52]。战国以后文献改“仓吾”为“苍梧”。有学者考证,“仓吾”之名来源于颛顼八才子之一的“仓舒”,最初聚居于陕西商县丹水流域,曾参与三苗与尧舜集团的战争,失败后被迫南迁,其南迁所居之地遗留有“沧浪水”、“苍梧台”、“苍梧山”等地名,如湖北均县、汉阳、湖南汉寿、武冈均有“沧浪水”,湖南道县有“苍梧山”,湖南岳阳有“苍梧台”等地名[53]。春秋战国时期“苍梧”虽然没有建立强大的国家,但是其部族力量也曾让楚国寝食难安。春秋末期,楚共王(公元前590-前560年在位)提出“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诸夏”的国策[54],楚国势力沿湘江南进,越人逐步后退。“及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之地。[55]”从那以后,属于“苍梧之野”范围内的桂林正式纳入楚国版图,成为阳县的一部分,苍梧越人或臣服于楚国,或南迁到今平乐、荔浦以南。属于春秋至战国时期的楚式青铜器在灌阳、恭城、兴安都有零星发现,可为佐证[56]。由于楚国名义上是周王朝分封的诸侯国,桂林纳入楚国版图也就是纳入中国版图。

综上所述,虽然《史记·五帝本纪》没有直接提及桂林的记载,但是所记载的帝舜南巡苍梧之野事件与桂林有关;其他史籍中有关夏、商、周时期南方三苗、南蛮、百越、摇民的记载也可视为与桂林有关。由于桂林是中国的一部分并且只是一个地级市,其现在的居民也以汉族为主,单独确立一个史前与历史的分界点既无必要也不合适。因此,笔者认为,桂林应该与中国一样以公元前2100年的虞舜时期作为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的开端。

三、结论

第一,桂林文字记载历史开始于公元前2100年舜帝巡狩苍梧之野,与中国文字记载历史同步。

第二,桂林设县建城历史开始于公元前382年楚国南平百越后在今全州县设立的阳城,隶属于苍梧郡。

第三,公元前111年设立的始安县只能作为桂林城区设县建城历史的开端,不能作为桂林或桂林市设县建城历史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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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楼

大秦帝国水路第一雄关——灵渠秦城历史上,在大秦帝国兼并六国后,秦始皇把统一的目光放到了南边的百越之地,发动了对百越的战争,百越之地一般意义上也叫岭南,就是现在的广东和广西。在秦与百越的战争中,总共发生了三次,第一次是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命令屠睢率领五十万大军南下攻击百越;第二次是公元前214年秦军在任嚣和赵佗的率领下攻击百越之战,该战平定了百越之地,统一岭南,设置了南海、桂林、象郡三郡;第三次是公元前210年,秦将赵佗攻瓯骆之战,这三次统称为“秦始皇三征岭南”。

秦军的胜利,史书上归功于灵渠的全面开通。但实际上秦王朝与整个南方百越民族的战争还有一处非常重要的战略要塞——秦城遗址。“秦城”这个当年秦军的大本营,所有精锐之师从这里开拔出战统一岭南,可以说是当时除咸阳外,大秦帝国最重要的军事指挥中心和通往岭南的水路雄关隘口。

灵渠秦城遗址就是秦始皇统一岭南的屯兵遗址。位于桂林市兴安县城西南25公里处大溶江与灵渠汇合的三角洲上。秦凿“灵渠”是为了统一岭南的战争,耗时五年修建的重要交通线,须有重兵把守,特别是灵渠西南出口,于是就有了“秦城”。

秦城亦称“越城”,相传最早是百越族人据守的要地。秦军攻过严关后在大溶江三角洲掘壕筑城驻守,与百越军队相持,确保开凿灵渠工程安全。秦汉两代,岭南战乱起伏,秦城战略地位尤显重要,长期有重兵把守,故称秦城始建于秦汉,废弃于魏晋。

遗址共有五处,分布在水街、通济村、大和堡、七里圩、马家渡等处。现在可看见的土埂均是古城。

整个秦城遗址地势平坦,两边高山绵亘,四面江流环绕,地理位置十分险要,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确是拱卫灵渠屯兵扎营的最佳选择。

秦城不像北方明长城那样砖石砌垒,高大结实;其实不过是土夯的城墙,与西北秦汉长城相似。两千年的岁月,塞北风沙将秦汉长城扫荡成连绵的土丘,岭南的风雨则将秦城侵蚀成纵横交错的土垒残垣。根据历史记载,到宋代秦城已成废墟。秦城遗址有“大营”和“小营”,遗址范围20余平方公里。“小营”在大溶江、小溶江汇流的三角洲上;灵渠、大溶江三角洲上是大营。“大营”范围遗址北起马家渡,南至灵渠口,东濒灵渠,西临大溶江,纵约6公里,横约2公里,总面积约12平方公里。

目前已发现的“大营”秦城遗址主要有四处:一是位于大营村的“城墙埂子”,二是位于七里圩村的“王城”,三是位于道济村的土城,四是位于灵渠出口处的水街土墙。除了这几处,在十多平方公里范围内,还有散布着许多墩台、壕沟、土墙,布局纵横交错,古战场遗迹历历在目。“城墙埂子”呈东北——西南走向,从马家渡口至大营村西丘陵高地,城垣长达三里多路,城垣之上宽可纵马飞奔。城垣北面的灵渠为东西走向,与城垣斜向并行,在马家渡口与城垣交汇处,现存城垣东端距灵渠仅数十米。在高高的城垣上,处处可监控灵渠,看来,这一道“长城”对灵渠的护卫非常重要。

秦城遗址中保存最完好的是七里圩村南大溶江边的的“王城”。 “王城”北距古严关15公里,地势平坦,两边则高山连绵,灵渠和大溶江流经东西。“王城”城墙残垣东西长约300米,南北宽约200米,墙厚5至8米,高2至4米;城外周围还筑有约10米宽的城壕和墙体高厚约1米的外城;内外城基本都是长方形,整座城像一个“回”字,仅在北垣开有城门及一突出的平台;城垣四角墙高且厚,向往外突出,古时应建有角楼。

上世纪末,考古工作者文物部门曾在七里圩“王城”对地下文物进行过考古试掘,出土大量陶、铜、铁制器具,以及筒瓦、板瓦、瓦当、砖石等建筑材料。出土的铜器、铁器大多数为予、镞等兵器,还发现大量陶球,有的10个、30个堆放在一起,每个直径8厘米,重600克左右,表面有长方形戳孔,应是当时的投掷武器。地表上下种种迹象表明七里圩王城非同一般。

秦城中最险要的是位于“水街”北的灵河口遗址,水街位置原在窄小的三角洲上,而今早已废弃。因古水街在1952年被洪水冲毁,政府将“水街”村民迁到灵渠以东老溶江镇以南,已远离灵河口秦城遗址。

灵河口秦城遗址城垣残存约200米,东起灵渠,西至大溶江,南为汇流后的漓江,虽弹丸之地,却控制着三江航道,堪称一垒当关,万船莫开。

当走遍秦城,才认识到这古秦城的军事意义非同凡响:最北的大营“长城”、中部的通济方城、最南的河口城堡,沿灵渠西岸层层设防,固若金汤。靠西的七里圩“王城”西临大溶江,据江流天险,相对安全,其东南与通济土城、河口城堡相呼应,西北与大营长城相依托,是军事指挥的最佳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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